转帖两篇，关于学习和思维

shanmin

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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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教授对比两岸学生
2009-07-28
环球时报  作者：林念生（作为台湾学者，现任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两年前笔者从台湾转到厦门大学任教。最近厦大请了一对也是来自台湾的中年夫妻教授到院作短学期讲学，一位是陈教授，另一位是魏教授，还带来几位他们的研究生。课程结束后，我们餐聚，顺便交流了对大陆学生的看法。

    陈教授的一位学生发现“大陆大学生多能够条理分明，系统地表达观点，而且分析能力强”。她的看法印证了笔者在美国教书时的经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大学校园多是来自台湾和香港的留学生，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留学生。海峡两岸的留学生开始有了接触。台湾留学生对大陆留学生的印象多是“大陆留学生口才好，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头头是道”。为什么台湾留学生说不过大陆留学生？他们给出的答案是“因为大陆留学生经常开政治会议，训练出来的”。对这个解释，笔者心存异议。从1979年始，笔者曾连续四个暑假到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讲学。之后，又到过浙大、武大等多所高校讲课，才领会到大陆学生之所以“会说话”是因为他们受的教育内容和台湾学生不一样。台湾学生在大学之前没念过任何训练分析与思考的课程。而大陆学生从小就接受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如“从现象看本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他们从这些哲学思想中学会了分析事物的方法。

    大陆学生的学习态度普遍是十分认真的。一名台生形容大陆大学生具备一种“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勤奋不懈的精神。课后会积极找老师分享课堂心得或是提出问题。这些都是在台湾学生中很难看到的情况。她又进一步评论说，大陆学生“充分地表现出自我提升的积极能力及旺盛的求知欲。无怪乎台湾报纸屡屡提醒岛内学生该拉拉危机警报了”。在台湾任教多年，笔者未曾见过一名学生清晨在校园念书。可是在大陆，清晨时光的厦大、武大、浙大等校园到处可看到专心念书的学子。每次从大陆讲学返台，我会忍不住告诫台湾学生，“人家一天多念一小时的书，四年下来，你们如何同大陆学生竞争”。

    在台湾教书时常有学生到笔者家聚会，聊来聊去聊的都是一些吃喝玩乐的事。可是在大陆，二十多位来自厦大和莆田学院的学生在笔者家交流，讨论的却是国内的种种社会问题。诚如一名台生的观察，“他们对国家政治和社会都怀有理想抱负，对外也积极寻求各种学术和文化上的交流途径，这和当前台湾大学生很不同。也因此让我心生警惕，未来他们都是我们这一代的竞争对手”。

    一名台湾硕士生告诉笔者，“在课堂上和大陆学生交流流行音乐时，发现他们对当前台湾的流行文化非常了解。反观目前台湾学生对于大陆的认知情况却是极度缺乏。对大陆的了解似乎仍留存在过去的呆板印象之中”。笔者发现，台湾的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天天报道的是耸人听闻的社会八卦新闻，即使是颇有份量的几份报纸，最多也只给一版或半版的国际新闻，报摊上找不到类似大陆《环球时报》、《参考消息》、《南方周末》。。。等一些具有宏观国际视野的报纸。台湾看似好像是个资讯高度发达的社会，而事实上在国际资讯方面却是非常贫乏。生活在那样一个环境，如何能培养出具有世界观的大学生！

    谈及创意思维时，不少台生都认为“目前台湾学生暂时领先于大陆学生的应该是一些关于灵活思考和创意方面”。但是他们又认为，“这方面将在不久之后也不再具有优势”。同大陆学生接触后他们也意识到，“因为台湾学生目前所受的教育是相当缺乏文化深度和广阔的世界观，缺少了思维根基”，结果“只能想出一些华而不实，自娱的创意”。未来，“如果站在同一个平台上，我们会很难和他们竞争”。

    此外，魏教授发现，有些大陆学生“丧失了方向”。受西方拜金主义的影响，一些大陆学生一味追求永远无法满足的物质欲，他们舍本求末荒废学业，忙于投资创业，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追求眼前利益上。

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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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要处理好“六个关系”
2009年06月26日
来源：金融时报  作者：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唐双宁

　　近平同志最近关于读书问题的讲话非常有针对性。现在有的领导干部素质低、形象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读书少。

    我的本职工作与“铜臭”为伍，与“孔方”长伴，读书很有限。但我个人体会读书有三个过程：被动需要的过程（工作需要）、产生兴趣的过程、主动需要的过程（无书不能生活）。如实地讲，我个人目前在读书问题上应该说是“三个过程”交替存在，但总体上进入了第二、三个过程。从小学到现在，四十八九年时间，没有停止过读书。我读的书总体上有五大类。一是每天必读报、必听广播（过去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后来的新闻联播，现在的晚间新闻及网络新闻）。可以说几十年从未间断，偶尔间断第二天也要补上，否则就有“丢东西”的感觉，非得找回来不可。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数量无法具体统计，其中《资本论》通读过两遍，《矛盾论》读过数遍），以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方面著述。三是专业方面的书籍，如经济金融等专业书籍，包括亚当·斯密、庞巴维克、凯恩斯、弗里德曼，等等。四是文史哲。文学方面包括古今中外大量文学名著（中国的古今名著、诗词曲赋，以及这些年的“陕军东征”、唐浩明、二月河系列，等等；外国的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歌德、司汤达、大小仲马、泰戈尔，等等）；历史方面包括二十八史（清前的二十四史加清史、北洋史、民国史、中共党史）、世界史、中外哲学史、中外文学史、历史人物传记，等等；思想哲学方面包括卢梭、培根、黑格尔、康德、尼采、萨特、普列汉诺夫、克鲁泡特金、奈斯比特、托夫勒等等。但老实说这些大多都是过去年代读的。五是其他感兴趣的杂书和文章。坦白地说，没有书我不能生存。苏东坡讲，“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此“竹”当做“书”解。

    我读书的不足是社会科学多自然科学少、中国多外国少、过去的多当代的少。我的体会是在读书问题上，“已知的半径越长，未知的圆周越大”，越读越感觉自己无知。

　　有记者让我说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三本书。我很难回答，因为很多书对我影响都很大，最后只好硬着头皮按时间顺序列出《道德经》、《忏悔录》和《矛盾论》三本。老子《道德经》的核心是讲辩证法，讲道法自然，物极必反，告诉人们无为无不为；卢梭的《忏悔录》我体会可贵之处在于教人真诚；毛泽东的《矛盾论》则把辩证法讲活了，对指导工作，处理矛盾，受益无穷。

　　我认为除基础理论与专业书外应当多读点文史哲。文学是人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反映的是人对社会的直接感受；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文学是对某个具体社会现象的高于生活的描述，而历史则是对社会的真实的全面的描述）；读哲学则可以在读文学和历史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我体会读书要处理好六个关系：

　　一是知与行的关系。我给北大清华讲书法，我给书法下了一个定义，其中讲到“书外功夫”，有的同学就问我何为“书外功夫”？我就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万件事、师万人长、抒万般情、拓万丈胸”。读（知）与行要结合起来，才能读懂。老实说，为了读党史，几十年来，长征一、二、四方面军走过的路，我基本都走过；毛主席走过的路，周总理走过的路，邓小平走过的路，我基本都走过；李白、杜甫、苏东坡走过的路，我基本都走过。

　　二是薄与厚的关系。书要越读越薄，不能越读越厚。复杂话要学会用简单话去说，外国话要学会用中国话去说。把简单问题说简单是初级水平，把复杂问题说复杂是中级水平，把复杂问题说简单是高级水平，把简单问题说复杂是没有水平。

　　三是精与通的关系。精力所限，不能什么书都精读，大量的是通读，有的甚至是看简本，甚至是听讲座，甚至是看光盘。但有的一定要精读，比如哲学。哲学是地基，其他专业书是楼房。当然，不能只打地基不盖楼房，但更不能只盖楼房不打地基。

　　四是读与思的关系。读书要用心读，要思考，否则尽信书等于无书（钱钟书讲，不识字的人受人骗，识字的人受书骗）。所以读书要思考。比如我对毛主席的认识，过去是盲目崇拜，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怀疑动摇，后来是理性崇敬。我读了大量关于毛主席的书，有正面的，也有不太正面甚至攻击性的。读后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全面历史地去评价，理性地认识到毛主席是人不是神，但不是一般的人，是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诗人、大艺术家。

　　五是学与用的关系。学习是为了应用。读专业书有用，读文史哲有时对指导工作也有用甚至更有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主要职责是把握方向，用好人才，处理矛盾，读点文史哲，可以使你更好地去工作。

　　六是书与友的关系。读书可以净化交友的圈子。读书本身就是交友。“不用开门，明月自然来做客；无须会友，古人多少是同心。”

　　最后，为了从制度上解决领导干部多读书问题，建议完善干部选拔制度，成立国家考试院，由中组部管理，利用党校、行政学院的力量，除已定的干部选任条件外，把“读书”加进去。我不同意科举制，但科举制也要两面看，虽越往后弊端越突出，但对促进官员读书是起过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