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格局预示发生城市化拐点

shanmin

2009年06月05日
21世纪经济报道

    据教育部近日公布的数字，2009年高校招生报名人数为1020万，比去年减少了40万，降幅3.8%，这是多年来高校报名人数的首次下降；将这一变化解释为毕业生就业困难降低了学生上大学的兴趣，是难以成立的，其实，从十几年前的人口变动数据，完全可以预见到今天的局面；若不是因为近年来的大学扩招、入学率提高，和大量积累待消化的复读生(今年的考生中便包括了270万往届生)，高校考生会在两年前就已开始减少；而人口数字显示，今后几年考生人数将继续大幅减少，降幅的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考生减少，除了对高等教育市场的供求对比带来直接影响，它更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提醒人们注意人口格局的变迁，和这一变迁即将给各个产业带来的影响。

    在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所阐述的创新机遇之七大来源中，唯一具有高度可预见性、而事实上却又经常被忽视的一个来源，就是人口变动；导致这种忽视的原因大概是：决定人口趋势的基础变量(生育率和各年龄段死亡率)的变动，和它们的经济后果最终表现出来，这之间往往有数十年的时间差，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构不成新闻事件，也就很难得到媒体的关注。

    每个在中国做生意的人，必须牢牢记住一个年份：1987年，新生人口在这一年达到了2550万的顶峰，此后便以平均每年48万的速度下降，直到2004年后暂时趋稳；你不妨把这一为期16年的人口绝对数下行段想象成一个倒梯形箍圈，它随时间流逝而沿着人口金字塔慢慢往上撸，沿途所经之处，每个以特定年龄段人口为主力消费群的产业，将一个挨一个的遭受打击；现在，它正走在5-21岁这个年龄段，刚刚压过初等教育，正在撞向高等教育，几年前已经碾上摩托车，六七年后将碾到汽车，两三年后推进到住房租赁市场，八九年后将冲进首次购房市场……；在我们所能观察和评估的宏观变量中，没有比这个更加确凿无疑和无法抗拒的了，漠视它的人们，很快将品尝到它的厉害。

    需要牢记的另一个年份是2003年，这一年，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达到历史顶峰2000万，此后便以平均每年170万的速度下降，降至去年的1100万，显然，城市化进程已经走过了拐点；请注意：2003减1987等于16，这恰好是初中毕业的年龄，我们知道，许多农村孩子正是在这个年纪进城打工，现在，城市化的这一来源正在枯竭；同时也要注意，170万3.5倍于48万，因而城市化降速还有其他原因，很可能是农村16至45岁这一青壮年潜在进城人群正在全面萎缩；如果是这样，那对于许多产业将是个十分不详的信号，这些产业过去十年能在目标年龄段人口缩减的情况下保持高速增长，全赖于每年从农村涌入的大批新增城市人口，而现在，这一动力源正在迅速枯竭。还是2003年，该年死亡率达到了198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6.40‰，此后便以平均每年0.13个千分点的速度上升，对应着死亡人数平均每年22万的递增。

    和经济危机一样，人口箍圈横扫之处，每个产业都将经历一次大扫除，效率低下和盲目扩张的企业将被清除，那些陶醉于过去十年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兴奋与乐观之中、对自己一度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信心满满的企业，将死得最惨；懂得未雨绸缪，善于在逆境中创新的企业，将脱颖而出；要做到这一点，起码要先弄清楚自己的目标消费群年龄结构，再算算离紧箍咒还有多远。

tyt

2010年人口红利结束，负债开始的原点，将消磨所有行业

tyt

之之的话与楼主的文章放一起，有点费解，不过，中国是否也会像西方社会一样，“关系”变淡？ 目前看不出来

shanmin

原帖由 shanmin 于 2009-7-5 21:59 发表
人口格局预示发生城市化拐点
2009年06月05日
21世纪经济报道

    据教育部近日公布的数字，2009年高校招生报名人数为1020万，比去年减少了40万，降幅3.8%，这是多年来高校报名人数的首次下降；将这一变化解释为毕业生就业困难降低了学生上大学的兴趣，是难 ...

中国是否还有“相对人口红利”

据测算，中国获得的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占到了26.8%。正如中国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不是最近出现的一样，人口红利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出现了，只是当股市上涨的时候，大家才异口同声讲这两个故事。


据测算，中国的劳动人口大约在2015年达到高峰，即人口红利在不到6年内将耗尽。而世界银行更为悲观，其《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在3年后消失。大部分专家对人口红利的持续时间和贡献都没有过高期望，反而担心随之而来的、由于老年人口抚养负担加重带来的“人口负债”。


根据2005年的统计，中国60岁以上人口是1.44亿，占全国人口的11%，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堪称“未富先老”。不仅如此，中国老龄人口增长率要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到202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7亿，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2051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但老龄化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如联合国出版的《世界人口展望：2006修订》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是今后40多年人口发展趋势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发达国家，目前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超过15岁以下儿童的数量，到2050年，老龄人口将是儿童数量的两倍。


把上述两份报告作比较，不难发现，在全球老龄化趋势下，中国尽管有加速趋势，但大约在15年以后老龄人与少儿之比才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比例，所以，中国之于发达国家人力资源的相对优势依然可以维持15年左右。如按联合国的测算，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前独联体国家和一些小岛国等46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在2050年时将低于2005年的水平。而人口增长数量最大的国家分别为：印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美国、孟加拉国和中国，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数量将占到总人口增长数的一半。可见，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在总和生育率不高的情况下，人口数量的增加还是非常可观的。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今后仍具有人力资源优势，确实存在着“人口相对红利”（表1）。


表
1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特征比较

	总生育率	劳动力供给	劳动力价格	其他雇佣成本
中国	1.7%	劳动力质量提高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释放将使得劳动力供给有保障	目前只有发达国家的5-10%，价格优势有望持续多年	习惯加班，对工作环境和条件要求不多
发达国家	平均1.6%；其中日本1.25%，美国2%左右	多数劳动力供给不足，将依靠移民解决劳动力短缺	较高，不具竞争力	工会组织发达，经常组织工人维权将增加企业的各项成本

资料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

然而，中国在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吸引海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之后，在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之后，是否会在今后三五十年内被印度所替代呢？


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通过比较中国和印度人口的年龄结构来得出竞争力孰高孰低的结论，而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去分析。印度的名义劳动人口在未来会超过中国，但由于印度的文化习俗原因，妇女的就业率较低，这将给实际劳动人口打折扣；另外，印度的人口分布不均匀，贫困地区人口密度大，教育水平低，而且流动性也不强，这又会使得实际可供的劳动力数量打折扣（表2）。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在人口红利阶段恰好遇上了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和转移，而中国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低廉而庞大的劳动人口以及巨大的市场，恰恰是其制造业转移的最适宜的对象。而当印度的人口红利窗口打开时，发达国家的大规模产业升级和转移已近尾声，难以与之对接。


表 2
中国和印度劳动力供给与利用效率比较

	中国	印度
劳动力数量	人均年龄33岁，2020年前劳动力就业人口世界第一，妇女就业率70-80%	人均年龄26岁，劳动人口数量未来将超过中国，但目前妇女就业率不足30%
劳动力价格	处于快速上升阶段，但较西方发达国家仍具有绝对优势	人均收入只有中国的1/4，但高级经理人口和技术专业人才收入高于中国
教育水平	相对较高，但不具有绝对优势	拥有英语优势，但软件业只解决200万就业；传统习俗使女性教育低下
对外开放政策	加入WTO，改善对外开放的法律环境，减少市场准入，鼓励竞争	2005年印度对进口制造业产品征关税较中国高一倍，零售业至今未开放
基础设施	较健全	电力供水等不足，与中国差距巨大
劳动力流动性	流动性好，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	贫困地区劳动人口密集，流动性差

资料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

因此，尽管中国可以享受人口红利的时间不长了，但与发达国家及印度比较，仍有望继续享受“人口相对红利”。

城市化将是中国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主要动力
另一个影响建筑周期或房地产周期的重要因素是城市化进程。美国从1830年开始了持续快速的城市化过程，20世纪30年代有所停滞，在二战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快速城市化过程。从1945年至1960年，城市人口比重上升了15%，至70%左右。从1960年代之后，美国城市化速度大大下降，至2008年，这一比重进一步上升到了80%。我们从美国的建筑周期中可以观察到，从二战之后，建筑行业持续了将近20年的上升周期，这与该时期美国快速的城市化是紧密相关的。


日本也提供了相似的经验。日本的城市化在1960年达到了63%，在1975年达到了76%，此后城市化进程就停滞了。日本的建筑和地产行业从1973年开始一路下滑，并拖累日本经济走上长期衰退的道路。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又将如何演绎呢？

中国的建筑周期、固定资产投资周期、经济总量周期三者趋同

我们首先通过GDP增长率和物价水平来观察近30年来中国所经历的周期性波动。从GDP增速看，中国从1980年至2009年经历了3个周期，每个周期10年左右，属于典型的中周期（即朱格拉周期）。实际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变化确实支配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从图17，我们可以观察到，实际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变化略微领先于GDP增速变化，两者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中国是否存在建筑周期（或房地产周期）需要进一步观察。但从1998年中国实行房改以来的11年中，房价的波动幅度要小于经济的波动幅度，更低于其他资产的波动幅度，因此，在没有历史可以参照的情况下，或许可以假定中国的房地产周期自1999年开始，一直处于上升阶段。但从中周期来看，我们用中国建筑业总产值的实际值减去其趋势值求得建筑产值的波动项，用实际GDP减去其趋势值求得GDP的波动项（实际上就是产出缺口），发现中国建筑产值的波动也能较好的解释GDP的波动，但每一轮周期也大约为10左右，与投资周期基本一致。另外，我们考察了建筑业施工面积增速和房地产投资增速，也基本是10年一个周期。

城市化成为中国维持较快增长的主要动力

与美日等国不同的是，在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时点上，中国的城市化程度仍然非常低，这使得城市化将成为中国未来三十年持续增长的基本动力。不论以何种指标来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都只停留在美国二战之前、日本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在中国最发达的东部地区，从事服务产业工作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5%，第三产业的产值只占总产值的41.5%。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70-80%的水平。由此可观，中国的城市化至少在理论上具有广阔的空间，因此，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世界银行的一次会议上说，“21世纪的决定性力量是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的城市化”。根据联合国对中国城市化水平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比将达到60.5%。城市化之所以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化具有积聚效应，可以提高整体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可以带来土地等资源的集约化使用，更有利于知识的传播等。由此可观，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将在人口结构发生逆转的情况下为房地产业及整个经济增加新的持久动力。

shanmin

（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裂,房价下跌50%,使日本遭遇了长达10多年的经济低迷。）

2009-07-22

1970年代的日本，若有谁说90年代楼市将要崩盘，定会被嘲笑死，吃错药了吧？日本经济蒸蒸日上，大财团和老百姓手中钞票多得都可以购买下美国，难道还买不起区区一套房子。1971年日本人均GDP突破了2000美元，到1973年又跨了一个台阶，达到3000美元。1970年代因石油危机而引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对两个国家影响甚微，一个是西德，另一个便是日本，日本靠贸易保护和日元的低汇率，有效地消弭了经济危机的影响。

大致从1965年开始，在日美贸易关系中，日本的贸易顺差就年年刷新，到了1971年，对美贸易顺差竟高达110亿美元。按购买力换算，当时的110亿美元，可能抵得上今天的一、两千亿美元。同一时间，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贸易逆差，好像是17亿美元。尼克松回天乏力，不得不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的货币政策，并向日本施压，要求日元升值。

屈从于美国的压力，日元虽然数次升值，但对美元还是有很大优势，1美元兑换300日元，这样的汇率，日本商品不但不会产生负面影响，相反，贸易顺差竟持续刷新。在这个形势下，70年代的日本社会一派乐观，尤其是观点一贯右倾的《产经新闻》，自信心空前膨胀，几乎到了“我”的程度，用目空一切的语气说，日本虽然没能够用军力统治世界，但日本可以用经济统治世界，还信誓旦旦的预测，50年内，日本必将君临天下，中国将彻底成为日本的属国，美国已经被日本买下来，不可能对日本发动进攻。

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产经新闻》的说法就没有道理，只要回顾一下当年日本的股市，就能够理解《产经新闻》为什么这样狂。从1974年至1981年，日本股市从3350点扶摇直上，一直涨到了8000多点，上涨了2.4倍。股市就像日本房地产业的强心针，随着股价的攀升，房价和房屋销售量不断刷新。用中国人的眼光看，那根本不是在买房子，而是在抢房子。一份来自网络的资料说，70年代日本房屋销售总量是600万套，平均每年60万套。

1970年代是日本城市化的高潮，由于城市用工需求的持续高涨，日本农村青壮年大批量的涌入城市，日本的城市也因此扩大了一倍，原来的老城区变成了城市的中心区，原来的城郊变成了新城。日本的地产商不愁土地供应，尽管地价与国民收入相比十分昂贵，但由于银行开闸放水，贷款额度高达房屋总值的85.3%（这个额度已经接近次贷了），居民购买的欲望持续升温。到70年代末期，日本个人住房拥有率已经达到62%，城市家庭80%都拥有了自己的房屋。

刺激日本楼市火爆的另一大因素是，1920年和1930年这二十年间，日本出生了1500万人口，实际数字可能比这更大，在这二十年里日本人口年自然增长率是12%。正是这些人巨大的住房需求，强劲的拉动了日本的房地产市场，但同时也给日本房地产市场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因为这些人买房子的时候，已经开始步入人生的老年。众所周知，日本不是一个孝敬老人的国家，那么毫无疑问，10到15年之后也就是说进入80年代，1920年代出生的人，就要相继进入养老院。

1920年日本人口净增加额是700万（数据绝对真实），700万人进养老院，等于空出350万套房子。这些空房无论怎么消化，都会抢走地产商们的市场份额，否则，除非能有一个跟地产商们不争嘴的另一个700万来填充这些空房。但事实上结果正好相反，日本从1950年开始，人口自然增长率就没有突破过1.5%，虽然同一时间日本人口基数已经突破了8000万，但以这个增长率计算，年人口净出生也不会超过200万。一正一负，日本房地产商肯定是在劫难逃。

中国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日本楼市崩盘是亚洲金融危机所至，这种观点毫无根据。这些人根本不了解日本房地产市场，只凭想当然，更可能是为了某种利益顺嘴胡说八道。事实上到网一查就能查到，早在80年代初期，日本房地产市场就杯盘狼藉了，房地产公司接二连三的破产倒闭，正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不过10年时间，盛筵就草草收了场。最近三几天，有人又出来忽悠说，日本地产市场出现了复苏迹象，不知道根据是什么？日本一家网站上说，日本闲置房屋未来20年都消化不了，除非从现在开始，日本妇女敞开肚皮齐刷刷的生一批双胞胎。

万科地产还是比较理性的，他们抓住了问题的要害，2008年8月份，万科的一份报告就是从人口结构上进行分析的。不过，万科的观点非常乐观，他们分析认为，虽然中国城市人口老化，但农村青壮年可以替补。该文以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结合农民工问题，得出了每年城市25至39岁人口数将增加1500万的结论。1500万人就是750万套房子。这个结果当然不错，只是不知道王石先生去农村搞过实地调查没有，如果他实地调查一番，万万不敢得出这样的结论。

真实的情况是，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70%都已经进了城。或者说，该进城想进城的早都进城了，没进城的都是不想进城的，这些人视土地为命根子，虽然没有进城打工收入多，但二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人家就知足了，倘或乡镇干部还能发点善心，这些人对农村绝无二心。笔者每年都下乡一段时间，吃住在这些农民家里，对这些农民实在是太了解了，他们留恋土地，几乎到了执著的程度。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中国农民的质朴、敦厚、善良、乐观，是原汁原味的，他们不想为发大财撇家舍业，更舍不得他们在农村盖的房子，还有宅基地。

1970年代的日本就是今天的中国，1980年代的日本就是10年后的中国，谁要是不信就瞪着眼看好了。在中国城市里的80、90后一代夫妻拥有了自己的住房以后，很快80后一代的小夫妻就会从双方家长那里再继承两套房屋。这些房屋的总量是多少呢？1950年代中国人口净出生数1.5个亿，其中0.5亿人出生于城市，0.5亿等于2500万个家庭，等于2500万套房屋。面对这2500万套房屋，潘石屹肯定是要改行拍电影去了，任志强跳不跳楼难说，总之无论是谁老婆的乳房也救不了房地产。也许，聪明智慧的王石先生，或可躲过一劫？

[ 本帖最后由 shanmin 于 2009-7-23 11:16 编辑 ]

tyt

日本的制造业非中国现在能匹敌，变数还是很大的，房地产实质是经济的表现，中国房产已经泡沫化，拖得越久，伤害越大。除非，经济的发展能迅速赶上泡沫的扩张，否则，就是击鼓传花

shanmin

“诺亚方舟”为何中国制造？ 2009年11月27日
上海证券报 　　■股边杂谈 　　⊙姜韧 ○编辑 陈剑立

文章要点：

         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罗奇在2007年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次级债危机的根源在于人口老龄化，可谓大道至简。与经济学家相比较，罗奇和另一位宾大沃顿商学院教授西格尔都认为研究人口趋势的人口统计学家对未来了解更准确。

        1946-1964年是美国人口出生率高峰期，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和股市达到巅峰的基础，而现在起8000万婴儿潮一代的美国人将面临至少20-30年的漫长退休期，而且不仅仅是美国，欧盟区和日本亦如此，退休者将领取养老金、兑现资产从而消费商品和服务，而无论是“制造”还是“智造”都需要工作者，因此中国、印度这些新兴市场人口大国就必将是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

        2033年是中国“人口红利”窗口的关闭期，在此之前的20多年时间恰好与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浪潮交错而行，类似能源危机没有改变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的增长轨迹，金融海啸也不会改变中国经济的增长轨迹，未来10年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佳期，人们更应该懂得未来10-20年中国的创业和投资环境比发达国家更佳，股市和房产是普通人投资最佳选择，虽然价格曲线会有波折，但20年后您会发现投资是保障您退休生活的“诺亚方舟”。

shanmin

经济的长程博弈(四) 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09-12-20
作者：孙 涤

于是，我们回到了国家长程发展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人口的增减趋势（demographic growth）。在经济意义上，大致来说，人先是“人口”，然后是“人手”，然后才是“人脑”。上期里我们谈到的，有关投资移民、留学生派遣、以及大规模的免费职业培训等的建议，是属于变 “人手”为“人脑”的策略。

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定律”认为，在生产力低下时，“手”（生产者）的生产仅能维持“口”（消费者）的生存，而后者的增速远远超过前者，任何丰年的产出很快就会被接下来急增的“口”吃光，而“口”的暴增终将被饥馑、瘟疫、战争、灾难平衡掉。人类组织经济生产一万年以来，世界GDP的年增长率几乎为零，在0.01%左右。除了极少数精英分子，人活得与牲畜无异的悲惨境况，直到1750年左右才有了转机。

英国发轫的“产业革命”的成因为何，直到今天还是众说纷纭。有一种解说，以“口”与“手”的比率为基础，认为英国的庄园主终于明白，多子女的大家庭是对持续富裕的诅咒。虽然英国实施“长子继承权”制度由来已久，但富裕的家庭后代较多，且活得更长些，导致“口”超过“手”的积累。财富积聚屡起屡扑，始终无法超过原始积累的临界规模而起飞。当这个至关紧要的认知深入人心后，文化选择就取代基因的自发扩张，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富裕家庭的子女数开始一反常态，降低到社会平均水平以下。结果用了130年，英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800年的5个减至1930年的2个。

“总和生育率”（TFR，or total fertility rate）衡量一个社会的育龄妇女（15-49岁）生育的子女数的平均值。人类社会（常以国家为单位）维持其人口规模所需要的总和生育率是2.1（比2略高，是对早夭及其男婴的自然出生率略高于女婴的补偿。欠发达地区的补偿要大些，简单替代水平的总和生育率要求在2.33 左右）。当今的发达国家纷纷追随英国的前导，在百余年间完成同样的过程。和马尔萨斯的预言正相反，经济资源丰裕家庭的子女平均而言，不是更多而是更少。这个效应，给了欠发达地区人民强有力的文化示范。比如南韩，只用了20年（1965-1985）的时间就完成了同样的历程——把总和生育率从5人减到2人。

中国接受“总和生育率”的观念的过程相当艰难曲折。早在“康乾盛世”，中国的经济规模约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强，然而人口更其庞大，人均生活水平仅及欧陆的60%。一般民众活得非常困苦，几同猪狗一般。然而，传统伦理以“孝悌”为上，助长了大家庭的“非经济理性的”持续。而意识形态的历史之争，更使情况复杂化。建国之初，受到批评中国的贫困乃由人口过多造成的刺激（例如，美国国务卿艾其逊的“白皮书”），更加强调只要搬掉了“三座大山的压迫”，人的“手”就足以供应人的“口”。在台湾，人口政策同样受到政治因素的扭曲。例如，柏杨先生在当年被陷狱的罪责之一，就是他提倡节制人口，在蒋介石看来，这无异阴谋减少兵源，损害“光复大计”。

终于，人们明白“口”太多，什么都成白忙时，“一胎化”政策就水到渠成了。开发以来经济建设的飞速进展， “人口红利”的贡献最为显著，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功不可没。(据联合国的估计，中国的人口控制有效减少了3-4亿的人数增加。)

同时，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低于2.1个已长达二十年之久，自1997年以来更已在1.5以下。2005年我国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总和生育率为1.33，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妇女生育水平仅为一个孩子左右，已经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

开放以来的经济转型幸运地得到了中国人口的“黄金时期”的支持：全体人民的中位年龄在20至40岁之间（2000年为30岁），社会的“抚养率”很低。但是，“黄金时期”正在迅速消失中，下一代人——独身子女居多——进入工作年龄时，将发觉他们要抚养的人群非常庞大。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的中位年龄将从提高为45岁。届时65岁以上的老人将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平均不到2个劳动力就得养活一个老人。从2010年开始，20－24岁的新增青年劳动力将出现持久性大幅度下降，十年中将骤减一半以上；在20-60岁劳动力总量中的比例也将由目前的15％剧减到8％。（参见2009年的《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再建议》）这些不能不说是“一胎制”长期执行的代价，至于怎样缓解，已然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需要立即进入政府的研析和决策程序。

问题的紧迫性，可以从下面的经验数据间接看到：

东南亚各国（除菲律宾外）的总和生育率都在迅速下降中。如孟加拉，在1980-2000的20年间从6个降为3个。总和生育率的锐减甚至发生在印度南部；伊朗的总和生育率在1984年还高达7个，2006年惊人地降为1.9个，在首都德黑兰地区更只有1.5个；

经济统计分析发现，总和生育率的下跌从人均收入1000-2000美元开始，在4000-10000美元的水平时接近维持简单规模的2.1，然后继续下行。目前世界上已有70多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低于2.1（1970年仅24国），其中包括一些非洲国家。我们先前以为低于2.1的总和生育率只会发生在欧洲和日本（美国例外地维持在2.1附近是由于它的大量移民），没想到现在竟成了南韩、台湾、香港等许多地区的主要忧虑。社会的迅速老龄化，加重了忧虑的紧迫性。

即使立即松绑，总和生育率回调的经济效果也要隔一代才能体现出来。“一胎化”政策的执行了30年，压制解除后，弹得回来吗，是否有弹性疲劳的问题？即使从来没有过刚性约束的地区，如伊朗、孟加拉之类，文化价值的变迁以及经济收入的上升，育龄妇女是否有意愿恢复多生子女，已然大成问题。

事实上，提升生育水平已经成为那些低生育率国家的的战略需求和公共政策的主要目标，但不论政府和社会的努力有多大，目前还没有国家（除了瑞典和法国）当生育水平降到很低后还能再把它提升回到1.5个，更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把生育水平回升到2.1的更替水平。

在世界范围显示出来的这种人口变迁的趋势，正在敦促我们人口政策上的改弦更张。

shanmin

2009-12-05
扬韬 博客

    最近风靡中国的一部科幻灾难大片是《2012》，展示给人的是一个几乎无人可逃的灾难场面。只不过，对于中国来说，2012年并不是灾年，而很可能是各种资产泡沫达到顶峰的一个年份。2012年，或许是喜剧的顶峰，欢乐的高潮。支持这一判断的，是中国人口结构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第一轮人口生育高峰出现在1954年，2232万人，此后逐渐减少，在三年自然灾害的1961年，出生人口只有1193万人，比高峰时少了1000万人。第一轮人口出生高峰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出现在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1982年。1985年前后，经济增长略放缓。

    我国第二轮人口生育高峰出现在1962-1973年。1962年出生人口2437万，1963年达到顶峰2919万。但1964-1973年，每年都维持着2400万-2700万的生育人口，堪称中国的“婴儿潮”。这12年，中国出生人口3.14亿人，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口爆炸。

    这3亿人出生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上小学、中学、大学时，也正值中国经济逐渐加速的阶段，但全社会底子还是比较薄的。

    1962年起出生的人群从1984年开始陆续进入结婚生育期，而其顶峰出现在1987年。那一年，中国出生人口2508万，比24年前的人口顶峰时期减少了400万人。不过，也正是“婴儿潮”一代的生育，才造成中国第三轮人口出生高峰，1985-1993年，每年出生人口都超过2100万。

    如是，我们知道了新中国历史上三次人口生育高潮：1954年，1963年，1987年。

    根据这三个高潮期，我们再来看中国经济。1987-1989年，是中国物价上涨较快、社会问题较多的时期。为什么？因为1963年前后出生的人口在这个时候恰好进入结婚生育时期。结婚潮带来了严重的住房紧张，生育潮带来了物资供应的匮乏，加上社会价格转轨期间的腐败盛行，问题就显得格外多。而此时，1965-1972年间的生育高峰人口正进入大学和高中读书，思想又比较活跃。如是，难免引发一些矛盾。

    1990-1991年，中国经济貌似进入冷冻期，但婴儿潮时期的人口继续大规模结婚生育，对社会物质财富的需求进入蓬勃时期，于是，在小平南巡的契机下，从1992年到1994年，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癫狂增长期。而恰恰是1994年，是婴儿潮时期的青年结婚生育的最后一年。1994-2000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滑坡，也恰恰是在这期间，结婚生育人口比1994年之前每年要减少700万人左右。

    从2001年开始，中国经济逐渐重新加速。何以故？因为1962-1973年间出生的认可进入了28-39岁的年龄段，他们结婚生子之后，没有再生孩子的压力，逐渐开始改善自己的生活，对购房买车的需求逐渐提高。换言之，他们是中国最有消费能力的一群人，他们带来的，就是众所周知的“人口红利”。

    但他们这一轮的消费浪潮将在孩子结婚的时候达到顶峰。而他们的孩子，出生高峰点是1987年，结婚的高峰将出现在2009-2012年。也就是说，22岁到25岁是这批年轻人结婚的主要年龄段。平均的买房年龄则是22岁。

    所以，为什么2008年房价下跌后2009年会增长得那么厉害？因为1987年出生的2500万孩子要在这一年前后买房子了。他们也许买不起，但他们要靠父母。他们这个时候几乎没有选择——用某经济学家的话说，是丈母娘逼着他们买房子的。

    如果看一下中国人口曲线图，我们不难发现，买房子的人口在2009年恰好达到阶段高峰，而顶峰将出现在2010年。2011年继续维持高位，要到2012年才会从高峰下降，减少100万人以上。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房价高峰将出现在2010年，2011年也并不会跌太多，要到2012年才会出现下跌。

    而且，这次下跌，将可能长期没有反弹，因为结婚需要房子的人将一年比一年少。2017年后，每年需要买房子的人将比2010年减少400-500万人。更重要的是，1987年婴儿高峰的人们，他们的孩子将不再需要新的房子了。

    通过上述分析，扬韬得出的是这样一个结论：年轻人22岁结婚、24岁生孩子。这样的时间结构，导致中国成年人尖峰消费时刻一定体现在孩子再结婚的23岁和再生孩子的25岁。也就是说，对成年人而言，他消费的顶点将出现在47-49岁。这个结论，恰好与美国学者的研究接近——美国人消费的最高峰是45-50岁，顶点48岁。

    不过，在研究日本情况的时候，扬韬也发现，日本成年人消费的顶点出现在40岁左右，这个时间，大致等于孩子上大学的时间。估计，日本年轻人的独立性相对更强一些，而且日本年轻人结婚大约没有买房之累吧。

    能支持中国人上述消费习惯的，是经济发展的脉络。1990-1995年，中国处于22岁年龄的人群合计达到1.5亿人，每年平均2500万。到1996年，这个人群开始下降到2163万，1997年只有2043万，1998年1798万，2001年进一步降低到1676万。现在回想，中国房地产市场上一轮低谷不正出现在2001年吗？

    随后，房价之所以逐渐上升，正是因为22岁的年龄群迅速回到2000万并保持了4年之久，2007年跃升到2145万，2008年跃升到2320万，房价也正是在这两年暴涨。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后半期房价下跌，买房者观望了小半年，发现中国的刚性需求太强，所以房价转身向上。2009年，这个人群创下这一轮的最高点，2451万，房价就创下历史新高。那么，2010年人群2389万，2011年2341万，2012年2319万，请问，需求摆在这里，房价怎么跌呢？2013年，这个人口下降到2199万，2014年2064万，房价又怎么能不跌呢?

    很多人或许会想到，为什么1996年起房子不太景气，经济也不太好，但股市涨那么多呢？扬韬研究发现，1996-1997年，最大年龄群是33岁到34岁的人群，也就是1963年出生的盯第一代婴儿潮的人口进入了投资的高潮期。想一下，1963年出生的人们，在22岁结婚，24岁有了孩子，30岁之前孩子上了小学，此时，父母健在、身体健康（父母年龄不到60岁），消费达到了高峰后，正好进入有积蓄的岁数，投资意识由此猛醒，大量资金进入股市，股市由此而蓬勃发展。

    也就是说，中国的房子是由22岁的人决定的，中国的股市是由33岁及以上的人决定的。

    如前所述，第一代婴儿潮持续时间是1952-1973年。2006年，1972年出生的人群也进入了33岁的年龄段了，至此，1962-1973年期间出生的人全部进入投资时代。也正是从2006年开始，中国股市的新一轮大发展开始了。从这一年开始，有能力投入股市的人群（33岁以上）达到了3亿人！中国的开户数因此达到1亿户，而且只会越来越多。这是中国股市走好的一个基本支柱。

    值得注意的是，上一轮婴儿潮的低谷出现在1979年。那一年，中国新出生人口只有1715万。按照死亡率推算，到2012年，这批人满33岁，大约有1650万人。这意味着，中国股市的新增力量将在2012年达到最低水平——这种最低水平，往往意味着股市涨不动而可能下跌了。

    所以，中国股市的泡沫，或许会在房地产泡沫支撑下延续到2012年前后，达到顶峰后，由于后继乏人而下跌。
当然，这种下跌未必持续很久，因为数据显示，2014年起，新增33岁人口再次回到接近和超过2000万的水平，并可延续到2020年。从此开始走长期的下坡路。

    值得注意的是，到2022年，1962年出生的人群进入退休年龄，而他们的投资力度估计将在2012年就是达到50岁的时候开始衰减。从收入结构来说，进入50岁之后，他们收入比较稳定，增长节奏缓慢了，能持续投入股市的资金开始减少了，但消费则将逐渐转向健康品和奢侈品，投资的力度趋弱，投资的风格也趋向保守。所以，2012-2020年，并不是中国股市投资的最佳时机。股市的波动性将减缓，投资风格日益稳定，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程度也会降低。

    更进一步，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医药产业和老年人服务业将进入一个黄金发展的20年。这主要是由于第一代婴儿潮的人群进入了健康品消费时期，而且，年龄超过60岁的老人将达到1.8亿人，并且开始越来越多，到2020年，60岁以上的老人将达到2.4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8%。

    同样，2012年，将是婴儿服务品的一个黄金年，从此将转而向下。因为这一年，1987年出生的人群开始达到最后的生育高峰期。这一年，中国将有近1000万人老死或意外死亡，新生人口将降低到1400万人左右。此后，到2020年，每年出生人口只有1000万左右，而死亡人口将超过1000万，中国人口从此见顶——一如扬韬此前曾经的分析，殡葬事业将是未来30年中国最有确定性成长的产业。

    所以，对中国来说，2012年是一个转折点是新时代开始的标志。在这一年，中国的房价泡沫开始破裂，股市泡沫也开始破裂，婴儿服务开始走下坡路，小学乃至大学教育陷入困境（大学生人数将在这一年达到顶峰），经济增长开始变得乏力。但通过制度变革或政策微调，中国人将度过短暂的难关，而且会变得更加富裕，这一趋势将延续到2017年。大约到2017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基本达到一个顶峰，铁路公路投资基本进入收尾阶段，投资拉动无以为继，这使得中国在2020年前后陷入经济滞涨。有个外国人说，“中国将在变富之前先变老”，虽有偏颇，但也说明中国的人口结构存在问题。解决人口问题，必须在2012年之前启动，否则，到2050年前后，中国将会有一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黑暗时期——全社会不足12亿人，老年人超过5亿人，这社会怎么发展呢？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者研究后指出，美国的经济衰退将从2010年起步一直到2023年前后。他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全球将在此期间进入通货紧缩时期。其基本依据就是美国的人口红利从2010年开始下降，到2012年将达到低谷。
这种看法多少有点一叶障目的味道。因为对中国而言，2010年正是年轻人结婚的高峰年，也是40多岁婴儿潮人口消费的黄金期。这段时间，来自中国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也许会扭转世界经济崩溃的恶劣局面。

    当然，外国人的研究也指出，2023年开始的新的景气周期，中国将缺席，印度将崛起。最起码从现在看，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

    既然如此，为2012年，我们该做点什么准备呢？

（一点说明：本文涉及到的人口数据，主要系扬韬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并做推演的结果，与实际情况可能有误差，但综合考虑城乡人口结构差异，不影响基本结论。下图是知名人口学者防风所做，反映的是中国人口的趋势。）

林本木

现在中国人口还是正增长吧?负增长的时侯，国家会转变生育计划的。
山民文章提醒我，人口是影响宏观经济最大的因素之一。所以我们一起讨论人口问题也对投资很有帮助。就象巴菲特对美国鞋业公司投资不成功，可能也是对全球劳动力因素感虑不周引起的。

枪炮与玫瑰

有些复杂，但必须思考

shanmin

蔡昉：2013年开始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将消失

2010年01月16日 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 2010年1月16日上午消息，由《经济观察报》社主办的“2009年度观察家年会”在北京举办，主题为：中国再出发。新浪财经直播此次会议。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发表题为《中国的另一半人口红利》的演讲，他表示2013年开始我国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关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将消失，但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制造出第二次人口红利，至少在2020年以前中国仍然可以利用人口红利来促进中经济增长。

　　蔡昉透露，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也就是说特定的人口年龄结构保证了劳动力需求供给和储蓄率，因而成了经济增长额外的源泉。

　　据悉，过去多年人口抚养比(劳动年龄人口供养多少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指标一直下降，而人口抚养比例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加0.115 个百分点。但蔡昉透露，大概2013年开始，我国人口抚养比将停止下降。

　　据悉，这意味着，此前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多所带来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将消失。

　　“人口红利消失也不意味着一定会消失经济增长源泉，要看新的增长源泉。”蔡昉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会经历一个特定的人口转变时期，消耗掉过剩劳动力，随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比如用技术替代人工，用资本替代劳动，这不是坏的转折点。

　　蔡昉认为，通过制度安排可以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例如，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功能，消除劳动力流动和利用中的制度性障碍，提高教育水平，提高培训水平，把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成质量优势等等，都可以开发现行的人口红利。

　　蔡昉认为，在老龄化的情况下，如果有好的有利于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仍然可以保持高储蓄率；如果有好的健康保障，有好的教育水平，仍然可以把劳动年龄、退休年龄往后推延，继续保持劳动力充足，从而制造出第二次人口红利。

　　“在过去30年里，中国城市化每年的增长速度是3.2%，而这种超常规的城市化速度，未来不一定能保持了。”蔡昉透露，中国的人口结构在变化，城市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加，2015年前后农村的劳动年龄人口也不再增加，城市化的增速将不再那么快，但城市化仍然有潜力。

　　“另一半人口红利在于把进城的农民工和没有进城的农民工，真正变成市民，”蔡昉介绍说，目前46%城市化率是用统计上的常住人口达到的，也就是说农民工进城工作超过6个月就记录下来，而非农人口化率只有33%。农民工尽管进城常住，但没有成为市民，对养老保障制度的贡献几乎为零，拉动消费成本和对劳动力素质贡献也没有发挥出来。

　　蔡昉认为，通过制度安排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至少在2020年以前，中国仍然可以利用人口红利来促进中经济增长。

(华艳 发自北京)

ccddgan

我觉得人口的变化对不同行业有不同的影响。如果是体力流水线或依赖人来监控的脑力流水线的工作，那么这样的行业更依赖年轻人，也就是高效工作的年龄跨度会小一些；而一些脑力劳动、非脑力流水线的工作可以适合年龄跨度很大的人群。以后越来越多的工作会变得自动化，即使有大量年轻人，老龄化的国家也不会因人口红利而产生差距。小弟浅陋见解，各位认为呢？

shanmin

原帖由 ccddgan 于 2010-1-30 23:07 发表
我觉得人口的变化对不同行业有不同的影响。如果是体力流水线或依赖人来监控的脑力流水线的工作，那么这样的行业更依赖年轻人，也就是高效工作的年龄跨度会小一些；而一些脑力劳动、非脑力流水线的工作可以适合年龄跨度很大 ...

你说的有道理。
我想，除了考虑工作人口、劳动人口之外，还要考虑消费人口、需求人口。

tyt

转扬韬博文最近风靡中国的一部科幻灾难大片是《2012》，展示给人的是一个几乎无人可逃的灾难场面。只不过，对于中国来说，2012年并不是灾年，而很可能是各种资产泡沫达到顶峰的一个年份。2012年，或许是喜剧的顶峰，欢乐的高潮。支持这一判断的，是中国人口结构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第一轮人口生育高峰出现在1954年，2232万人，此后逐渐减少，在三年自然灾害的1961年，出生人口只有1193万人，比高峰时少了1000万人。第一轮人口出生高峰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出现在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1982年。1985年前后，经济增长略放缓。
    我国第二轮人口生育高峰出现在1962-1973年。1962年出生人口2437万，1963年达到顶峰2919万。但1964-1973年，每年都维持着2400万-2700万的生育人口，堪称中国的“婴儿潮”。这12年，中国出生人口3.14亿人，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口爆炸。
    这3亿人出生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上小学、中学、大学时，也正值中国经济逐渐加速的阶段，但全社会底子还是比较薄的。
1962年起出生的人群从1984年开始陆续进入结婚生育期，而其顶峰出现在1987年。那一年，中国出生人口2508万，比24年前的人口顶峰时期减少了400万人。不过，也正是“婴儿潮”一代的生育，才造成中国第三轮人口出生高峰，1985-1993年，每年出生人口都超过2100万。
    如是，我们知道了新中国历史上三次人口生育高潮：1954年，1963年，1987年。
根据这三个高潮期，我们再来看中国经济。1987-1989年，是中国物价上涨较快、社会问题较多的时期。为什么？因为1963年前后出生的人口在这个时候恰好进入结婚生育时期。结婚潮带来了严重的住房紧张，生育潮带来了物资供应的匮乏，加上社会价格转轨期间的腐败盛行，问题就显得格外多。而此时，1965-1972年间的生育高峰人口正进入大学和高中读书，思想又比较活跃。如是，难免引发一些矛盾。
    1990-1991年，中国经济貌似进入冷冻期，但婴儿潮时期的人口继续大规模结婚生育，对社会物质财富的需求进入蓬勃时期，于是，在小平南巡的契机下，从1992年到1994年，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癫狂增长期。而恰恰是1994年，是婴儿潮时期的青年结婚生育的最后一年。1994-2000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滑坡，也恰恰是在这期间，结婚生育人口比1994年之前每年要减少700万人左右。
    从2001年开始，中国经济逐渐重新加速。何以故？因为1962-1973年间出生的认可进入了28-39岁的年龄段，他们结婚生子之后，没有再生孩子的压力，逐渐开始改善自己的生活，对购房买车的需求逐渐提高。换言之，他们是中国最有消费能力的一群人，他们带来的，就是众所周知的“人口红利”。
    但他们这一轮的消费浪潮将在孩子结婚的时候达到顶峰。而他们的孩子，出生高峰点是1987年，结婚的高峰将出现在2009-2012年。也就是说，22岁到25岁是这批年轻人结婚的主要年龄段。平均的买房年龄则是22岁。
    所以，为什么2008年房价下跌后2009年会增长得那么厉害？因为1987年出生的2500万孩子要在这一年前后买房子了。他们也许买不起，但他们要靠父母。他们这个时候几乎没有选择——用某经济学家的话说，是丈母娘逼着他们买房子的。
如果看一下中国人口曲线图，我们不难发现，买房子的人口在2009年恰好达到阶段高峰，而顶峰将出现在2010年。2011年继续维持高位，要到2012年才会从高峰下降，减少100万人以上。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房价高峰将出现在2010年，2011年也并不会跌太多，要到2012年才会出现下跌。
    而且，这次下跌，将可能长期没有反弹，因为结婚需要房子的人将一年比一年少。2017年后，每年需要买房子的人将比2010年减少400-500万人。更重要的是，1987年婴儿高峰的人们，他们的孩子将不再需要新的房子了。
    通过上述分析，扬韬得出的是这样一个结论：年轻人22岁结婚、24岁生孩子。这样的时间结构，导致中国成年人尖峰消费时刻一定体现在孩子再结婚的23岁和再生孩子的25岁。也就是说，对成年人而言，他消费的顶点将出现在47-49岁。这个结论，恰好与美国学者的研究接近——美国人消费的最高峰是45-50岁，顶点48岁。
    不过，在研究日本情况的时候，扬韬也发现，日本成年人消费的顶点出现在40岁左右，这个时间，大致等于孩子上大学的时间。估计，日本年轻人的独立性相对更强一些，而且日本年轻人结婚大约没有买房之累吧。
    能支持中国人上述消费习惯的，是经济发展的脉络。1990-1995年，中国处于22岁年龄的人群合计达到1.5亿人，每年平均2500万。到1996年，这个人群开始下降到2163万，1997年只有2043万，1998年1798万，2001年进一步降低到1676万。现在回想，中国房地产市场上一轮低谷不正出现在2001年吗？
    随后，房价之所以逐渐上升，正是因为22岁的年龄群迅速回到2000万并保持了4年之久，2007年跃升到2145万，2008年跃升到2320万，房价也正是在这两年暴涨。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后半期房价下跌，买房者观望了小半年，发现中国的刚性需求太强，所以房价转身向上。2009年，这个人群创下这一轮的最高点，2451万，房价就创下历史新高。那么，2010年人群2389万，2011年2341万，2012年2319万，请问，需求摆在这里，房价怎么跌呢？2013年，这个人口下降到2199万，2014年2064万，房价又怎么能不跌呢?
    很多人或许会想到，为什么1996年起房子不太景气，经济也不太好，但股市涨那么多呢？扬韬研究发现，1996-1997年，最大年龄群是33岁到34岁的人群，也就是1963年出生的盯第一代婴儿潮的人口进入了投资的高潮期。想一下，1963年出生的人们，在22岁结婚，24岁有了孩子，30岁之前孩子上了小学，此时，父母健在、身体健康（父母年龄不到60岁），消费达到了高峰后，正好进入有积蓄的岁数，投资意识由此猛醒，大量资金进入股市，股市由此而蓬勃发展。
    也就是说，中国的房子是由22岁的人决定的，中国的股市是由33岁及以上的人决定的。
    如前所述，第一代婴儿潮持续时间是1952-1973年。2006年，1972年出生的人群也进入了33岁的年龄段了，至此，1962-1973年期间出生的人全部进入投资时代。也正是从2006年开始，中国股市的新一轮大发展开始了。从这一年开始，有能力投入股市的人群（33岁以上）达到了3亿人！中国的开户数因此达到1亿户，而且只会越来越多。这是中国股市走好的一个基本支柱。
    值得注意的是，上一轮婴儿潮的低谷出现在1979年。那一年，中国新出生人口只有1715万。按照死亡率推算，到2012年，这批人满33岁，大约有1650万人。这意味着，中国股市的新增力量将在2012年达到最低水平——这种最低水平，往往意味着股市涨不动而可能下跌了。
    所以，中国股市的泡沫，或许会在房地产泡沫支撑下延续到2012年前后，达到顶峰后，由于后继乏人而下跌。
    当然，这种下跌未必持续很久，因为数据显示，2014年起，新增33岁人口再次回到接近和超过2000万的水平，并可延续到2020年。从此开始走长期的下坡路。
值得注意的是，到2022年，1962年出生的人群进入退休年龄，而他们的投资力度估计将在2012年就是达到50岁的时候开始衰减。从收入结构来说，进入50岁之后，他们收入比较稳定，增长节奏缓慢了，能持续投入股市的资金开始减少了，但消费则将逐渐转向健康品和奢侈品，投资的力度趋弱，投资的风格也趋向保守。所以，2012-2020年，并不是中国股市投资的最佳时机。股市的波动性将减缓，投资风格日益稳定，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程度也会降低。
    更进一步，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医药产业和老年人服务业将进入一个黄金发展的20年。这主要是由于第一代婴儿潮的人群进入了健康品消费时期，而且，年龄超过60岁的老人将达到1.8亿人，并且开始越来越多，到2020年，60岁以上的老人将达到2.4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8%。
    同样，2012年，将是婴儿服务品的一个黄金年，从此将转而向下。因为这一年，1987年出生的人群开始达到最后的生育高峰期。这一年，中国将有近1000万人老死或意外死亡，新生人口将降低到1400万人左右。此后，到2020年，每年出生人口只有1000万左右，而死亡人口将超过1000万，中国人口从此见顶——一如扬韬此前曾经的分析，殡葬事业将是未来30年中国最有确定性成长的产业。
    所以，对中国来说，2012年是一个转折点是新时代开始的标志。在这一年，中国的房价泡沫开始破裂，股市泡沫也开始破裂，婴儿服务开始走下坡路，小学乃至大学教育陷入困境（大学生人数将在这一年达到顶峰），经济增长开始变得乏力。但通过制度变革或政策微调，中国人将度过短暂的难关，而且会变得更加富裕，这一趋势将延续到2017年。大约到2017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基本达到一个顶峰，铁路公路投资基本进入收尾阶段，投资拉动无以为继，这使得中国在2020年前后陷入经济滞涨。有个外国人说，“中国将在变富之前先变老”，虽有偏颇，但也说明中国的人口结构存在问题。解决人口问题，必须在2012年之前启动，否则，到2050年前后，中国将会有一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黑暗时期——全社会不足12亿人，老年人超过5亿人，这社会怎么发展呢？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者研究后指出，美国的经济衰退将从2010年起步一直到2023年前后。他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全球将在此期间进入通货紧缩时期。其基本依据就是美国的人口红利从2010年开始下降，到2012年将达到低谷。
    这种看法多少有点一叶障目的味道。因为对中国而言，2010年正是年轻人结婚的高峰年，也是40多岁婴儿潮人口消费的黄金期。这段时间，来自中国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也许会扭转世界经济崩溃的恶劣局面。
    当然，外国人的研究也指出，2023年开始的新的景气周期，中国将缺席，印度将崛起。最起码从现在看，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
    既然如此，为2012年，我们该做点什么准备呢？
  （一点说明：本文涉及到的人口数据，主要系扬韬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并做推演的结果，与实际情况可能有误差，但综合考虑城乡人口结构差异，不影响基本结论。下图是知名人口学者防风所做，反映的是中国人口的趋势。）

------ tyt: 博主预估22岁是买房主力. 故得到2012年开始下降, 我的估计比较保守,按25岁算, 5年后买房大军开始裁

tyt

如图

shanmin

防风做的“中国人口金字塔趋势图”很好，tyt和俺都转帖了 。裕泽张亮（腾讯财经名家博客 http://330782490.qzone.qq.com 股票私募基金）博客文章对此图进行研究并作结论，此文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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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金字塔趋势图带来的启示
发表时间：2009年12月04日 08:58
本文地址：http://qzone.qq.com/blog/330782490-1259888294

相关搜索词: 金字塔人口趋势红利房地产

中国人口金字塔趋势图带来的启示 1、由中国人口金字塔趋势变动图可以发现，1970年前后、1990年前后是新中国两个生育高峰。 2、到2020年前后，中国30-60岁的劳动力人口将会达到最顶峰，2020年之后随着劳动力人口减少，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开始下降，经济或从顶峰开始回落。2010-2020年将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 3、到2040年之后，中国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口将占据大多数，届时中国将像现在的欧洲一样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估计最晚到2020年前后，中国计划生育的“一孩政策”将会改变为普适性的“二孩政策”。 4、假若大多数人都在30岁左右买房结婚，那么，到2020年之后，中国的住房需求将开始下降，届时房地产供求关系的变化将导致房价进入下降通道。也就是说，房地产商还有10年的好日子可以过，这10年里还难以指望房价出现大幅下跌。 5、从另一个角度，中国1998年开始住房货币化改革，按照房地产20-30年的库兹涅兹周期，以及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率从当前45%提高到65%大约需要15年），房地产景气周期大约也可以维持到2020年前后。 6、从“人口红利”的角度，到2020年前后，中国经济可能达到一个新的顶峰，并可能赶超美国成为世界上新的最大经济体；但到2040年前后，印度可能后来居上，赶超中国。 7、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未来10年中国股市必定还有一波比2007年行情更大的大牛市，未来10年投资中国房市和股市仍是大势所趋。2030年之后，服务于老年人口的产业将是巨大投资机会，无论产业投资还是金融投资。

shanmin

作者：廖宗魁 来源：证券市场周刊
2010年06月13日

　　营业收入下降，压低成本成为维持利润惟一出路，人口红利消失后如何转型？代价可能是经济增速回落和物价上涨。

　　自杀并非什么奇特的事情，尤其是在如此浩大的中国。每年清华、北大跳楼的人数不比富士康少，也未引起太多的关注。

　　不管是富士康还是本田停工，事件的背后都牵扯到外资企业，更容易激起所谓的民族情绪。举国震惊，热切关注。工会、警方和政府纷纷介入。管理模式机械化，员工工资低，新一代农民工价值观变化……一系列问题暴露出来。

　　为什么在经济最为困难的2009年，反而风平浪静；而经济复苏向好的2010年，劳资问题却不断出现。连续的跳楼、大规模的罢工，难道仅仅是个别企业内的独特现象？是因为这种极端的方式更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罢了。这或许在暗示，一直引以自豪的中国制造业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外需的冲击，国际资源成本的上升，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制造业光鲜的利润报表背后存在难以言说的痛。治标的办法只能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为此将不得不付出经济增长减速的代价。

　　挤压人工成本才能生存

　　据《广州日报》报道，一位本田汽车零部件公司员工在网上公布了自己的工资单：基本工资（675元）+职能工资（340元）+全勤补贴（100元）+生活补贴（65元）+住房补贴（250元）+交通补贴（80元）—养老保险（132元）—医疗保险（41元）—住房公积金（126元）=实际到手工资1211元。

　　更为严重的是，工资的增长微乎其微。本田汽车零部件公司薪酬体系分为五大级别，每个级别分15小级别，每提高一个级别只增加30元。按照上述员工提供的工资单，一个员工顺利升级，年工资增长率也仅为2.5%，工资增长还不足抵消通货膨胀的上升。

　　富士康的基层员工也好不到哪去，除了9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外，要想获得更多的收入只能通过加班。月收入要达到2000元，每月至少加班100个小时以上。

　　这种工资结构并非本田、富士康所独有，中国制造业不就是靠着它的低劳动成本而享誉全球，成为全球的工厂吗？当初为我们津津乐道的制造业低成本优势，如今怎么就变成了万恶之源了呢。

　　低工资是否就意味着公司对员工的压榨呢？这不尽然，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制造业的利润特点。

　　根据2009年上市公司数据，制造业2009年利润增长37.3%，相比2008年利润-42.9%的增长，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金融海啸使得我国制造业利润大幅下滑，员工为了保住难得的饭碗，工资低、工资增长少相对容易接受。但2009年，中国经济强劲复苏，制造业利润也是巨增，员工工资仍然原地不动，这就容易引发不满了。

　　事情并不这样简单。虽然制造业2009年利润暴涨了37.3%，但营业收入却是负增长，为-3.44%。而且自2007年以来，制造业营业收入增长就持续下降。

　　在营业收入负增长的情况下，要维持利润，无非扩展其他利润渠道，或者压低成本。的确，制造业企业在通过其他的非营业渠道扩充利润，价值变动净收益占利润总额的比重从2006年的10.2%，提高到了2009年的20.7%，足足翻了一倍。

　　另一方面，2009年制造业营业利润增长了42.5%，不压成本又如何实现？即便如此，制造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仅为9.5%，仍低于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13.7%。

　　不管是全球需求下降，还是国际竞争市场的激烈，在营业收入下降的情况下，压低成本几乎成为唯一的出路。

　　14－24岁人口大量减少

　　上世纪末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动力源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中国在20世纪50-70年代经历长达20年的生育高峰期，这导致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劳动力优势集中爆发，直接将中国送入经济高速增长快车道。

　　人口红利使得我国制造业创造了无数的辉煌，但“民工荒”、本田罢工、富士康连续跳楼，似乎预示着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发生转折性的变化。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曾指出，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趋势看，中国一般的劳动年龄人口（16岁－64岁）在2010－2015年将处于峰值。“目前，我们正处于‘刘易斯拐点’的过程中，随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不断下降。”

　　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被称为“刘易斯拐点”。在此拐点到来前，劳动力无限供给，则存在“人口红利”。

　　蔡昉考察的是所有劳动年龄的人口，而制造业的劳动人口年龄大多集中在20岁左右。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字，中国14－24岁的人口比例在2005年就已经出现了拐点，在2010年之后将会加速下滑。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已经在逐渐消失。

　　不能转型的怒火

　　人口红利、出口导向和经济高增长是近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但这些条件在逐步发生变化，矛盾也在显现。

　　一方面，金融危机使得全球需求大幅下降，全球经济的复苏将进入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尤其是发达国家。2009年发达经济体GDP增长为-3.2%，IMF预计2010年其经济增长也仅维持在2.3%。

　　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的国际需求要想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恐怕比较困难，未来制造业营业收入维持低速增长可能会成为常态。在国际原材料成本上涨的情况下，它们要维持利润的增长，必须挤压劳动成本。

　　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以往无限的劳动供给将一去不复返，企业必须提高工资才可能吸收到更多的劳动力。

　　据Jassin-O'Rourke Group估计，中国纺织业的劳动成本优势已经不大。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成本为1.08美元/小时，几乎是孟加拉国的5倍，即使是在金砖四国中，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仅低于巴西，与俄罗斯相当，比印度高出了一倍。

　　两方面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最近的劳资纠纷不断升级。富士康已两度上调员工薪水，本田罢工员工也在加薪中与公司和解。这显然是富士康和本田被逼无奈，被动调整的结果。

　　假如按照Jassin-O'Rourke Group的估计，中国制造业劳动薪水都像富士康那样提升30%的话，我们的成本优势将会被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超越。如果劳动成本提高一倍的话，将与巴西相近。

　　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副总干事罗怀家近期表示，由于中国工资水平的提高，该组织正鼓励台湾电子产品制造商在越南、印度和印尼等劳工更便宜的亚洲国家建立新的工厂。

　　为惠普和戴尔等生产笔记本电脑及其它电子产品的仁宝电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言人张志明说，公司已于近期在越南完成了其笔记本生产工厂的建设，但这家工厂还未开始大规模生产。

　　由于越南、印尼等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政局不很稳定，且劳动力的供应量未必能满足需要，制造业生产商大规模搬家的行为在短期内还是很难出现。

　　不提高工资，雇不到充足的员工，甚至会导致罢工和跳楼；提高工资，利润被压缩，竞争优势会被别国取代。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调整经济结构。人口规律无法改变，唯一可以改变的就是转变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提高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

　　经济增速必然回落

　　人口红利的消失在日本、韩国等国家也曾经出现过。其他国家是如何转型的，也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

　　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末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后，内需不足、资源成本上升，日元面临升值压力。但日本从1960年开始实行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1967年，GDP迅速翻了一番，国民收入也提高了一倍。

　　在近15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中国居民收入增长远远落后于企业利润，甚至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从1995年－200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了17.7倍，财政收入增长了8.8倍，而城镇居民收入仅增长了2.7倍，农民收入增长仅为2倍。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卢峰教授曾在《我国工资与劳动成本变动及国际比较》（1978年－2004年）中指出，自1995年到2004年，中国制造业年均工资增长速度比劳动生产率增长大约低5个百分点，比同期服务业工资增长低了近20%。

　　这种现象有它的合理性。改革开放初期，资本是稀缺的资源，劳动力供给的过剩，必然导致财富分配中劳动所占的份额要低。但如果人口红利消失，这种分配格局就必须改变。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在《人民日报》采访时指出，我们可以借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如果年均工资增长在15%左右，5年就能翻一番。

　　中国这种症结，美国人都能看到，我们的政府不可能看不到。

　　《人民日报》近期刊登了《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联合成果情况说明》，其中有一段耐人寻味。“中方将继续努力，增加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方将完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增加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收入分配格局的问题完全属于中国的内政，改不改变无需向美国人保证。显然美国已经看到，光靠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只要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不变化，普通居民收入得不到有效增长，中国的过剩产能就只能在海外寻求市场。

　　提高国民收入在短期内并非毫无代价，工资成本的提高会压缩一部分企业利润，并使通胀压力加大。我们不可能永远依靠制造业，美国、日本都曾经完成了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在未来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的情况下，制造业的优势可能会被诸如印度等国家所取代，而产业升级则将成为必然的路径。

　　在日本人口红利消失后，经济增速比之前下滑了一个档次，这似乎意味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经济增速也可能从目前的10%左右的高增长回落到6%－7%的水平。

shanmin

知名私募陈宇：在新人口红利中寻找确定性投资机会
作者：陈宇 来源：和讯网  2010年07月14日

　　“光荣与梦想！”这是罗马战士出战前的誓言。凭借低成本农民工的人口优势，中国制造业在过去20年创造了世界级的光荣。如今，中国经济却面临转型之困，外需 在金融危机后萎缩，而国内初级劳动力成本在大幅度提高。欧美人的消费能力在变化，中国的人口结构和资产价格也在变化。转型的趋势已经形成，很显然，如果我们自 己不转型，别人也会逼我们转型。中国只能在经济结构转型中实现新的梦想。

　　但是，正如前进中的巨轮猛然调头将花费相当的时间和能量。中国经济的转型注定要付出成本。这也是投资人现在非常担忧的问题。好在，中国的长期优势并没有丧 失，我们仍然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多的愿意辛勤工作的人口。毛主席说，“人多力量大”。世界第一的人口资源，包括数量和质量，是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产生比较优势的关 键要素，也是产生一个巨大消费市场的基础。

　　中国虽然正逐步丧失在初级劳动力方面的成本优势，但在知识产业工人方面的人口优势正在形成。在北京，一个勤快的保姆找到一份月薪2000元以上的工作很容易。 而一个普通本科毕业生找到一份同样薪水的工作却有点难。

　　人口趋势是影响经济趋势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独生子女制度以及文化的繁荣，都使初级劳动力减少，使知识分子增加。农村土地跟随城市土地的 升值（体现为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正使这个趋势加速。与此同时，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8000万人，且以每年超过500万人的速度增加。现在大学生越 难找工作，越预示我们在知识产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在形成。

　　中国知识分子成本低廉。事实上，华为等企业已经利用这一优势跻身世界。在中国软件业上市公司中，员工数量每年增长低于50%就属于发展缓慢。目前，虽然低端 制造业在向印度等国转移。但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纷纷在华加大投入。或许，我们将依托在知识产业方面的人口优势创造新的光荣。但隐忧在于，在高等教育的数量上，我 们并不占优。印度号称有480所大学和2.2万所学院。并且计划在未来10年新增1000所大学和3.5万所学院，使印度的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提升到30%。这意味着超过3亿的 人口。而美国拥有2500所大学。显然，中国拥有的600所大学很不够。而培养知识产业工人的学院数量更是短缺。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高等教育产业迫在眉睫！另一个问题 是教育质量，如果我们培养的知识分子只是因为薪水低才具有竞争力，那知识产业的“光荣”将不过是血汗工厂的升级版。梦想的实现，需要有使云计算这样的技术革命 在中国生根的人和制度土壤。

　　对于投资者来说,应清醒地看到新人口红利的确定趋势,在软件等行业中寻找确定性的机会。

shanmin

2010年07月28日 中国网  魏博

    中国网北京7月28日讯（记者 魏博）中国科学院7月28日发布《中国科学发展报告2010》（以下称《报告》），该报告是国内第一部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研究为特征，探讨科学发展理论、总结科学发展实践、评估科学发展水平的综合研究报告。《报告》由中国科学院交叉科学中心唐山科学发展研究院编纂，为年度性的连续出版物。

    《报告》指出，中国要实现绿色发展，必须有序地通过三大基本台阶，实现三大基本目标，即理论上所称的三大“非对称零增长时间节点”。一是到2030年，实现人口数量和规模的“零增长”，同时在对应方向上实现人口质量的极大提高；二是到2040年，实现资源和能量消耗速率的“零增长”，同时在对应方向上实现社会财富的极大提高；三是到2050年，实现生态环境退化速率的“零增长”，同时在对应方向上实现环境质量和生态安全的极大提高。

京津2018年实现

    中国网北京7月28日讯（记者 陈维松）中国科学院7月28日发布《中国科学发展报告2010》（以下称《报告》），报告列出了中国各地（不包括自治区）实现“人口零增长”的时间表。

    报告指出，上海将最早实现“人口零增长”，时间为2015年。北京和天津随后，将于2018年实现“人口零增长”。

[ 本帖最后由 shanmin 于 2010-7-28 17:49 编辑 ]

shanmin

社科院：2030年中国将成为老龄化程度最高国家
2010年09月10日 中国新闻网 阮煜琳

　　中新社北京9月10日电(记者 阮煜琳)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10日发布《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指出，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人口数据预测，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12%，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平均水平，人口老龄化问题尚不突出。但是，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年均增长16.55%，204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28%左右。在这30年里，中国开始全面步入老龄化社会。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人占比将超过30%，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就国际比较而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十分突出。根据OECD的人口发展预测，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整体而言，在21世纪剩下的90余年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中国是在一个相对较低的起点，最终老龄化会超过日本，这说明中国老龄化具有速度非常快的特点。

　　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标志着中国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即将丧失，将对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产生诸多不利影响。据测算，中国的人口红利大约在2013年达到顶峰，此后将处于缓慢下降的状态。这意味着，“十二五”时期已经到了中国人口红利逐渐丧失的时刻。

　　报告认为，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人口红利的丧失，将可能导致人均GDP、投资和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持续下滑，以及公共债务规模的持续扩大。因此，可以预见，人口老龄化将是决定中国宏观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快速或持续平稳发展所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shanmin

胡海：下一站台湾
来源：胡海的读书笔记
  
    Bill Gross说过，如果投资只能参考一种分析指标的话，他会选人口数据。虽然我们也经常会听到“人口红利”的评论，但在我看来，我们在分析政治、社会、经济状况时，人口数据特征，仍然是被大大地低估了。

    看历史书，当八卦小说看，娱乐一下，可以。但真的要以史为鉴，找出什么历史发展规律的话，很难。因为史学家们所津津乐道人物事件，基本上都是一些噪音，在历史长河中，几乎是不值一提。实际上，如果你看历史书的话，除去不断重复上演的尔虞我诈故事处，得到的最大结论，就是时事造英雄。巨大的外部推动力量，根本不是个人所能左右的。而这些真正对历史进程起决定性影响作用的外部力量，比如环境和人口的变化，却极少被传统的历史学家所关注。

    以人口来说。对于更大的社会变化，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往往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解释。这些理由可能对。但人口年龄分布，这一最基本的影响因此，却很少被提及。实际上，如果你跟踪一个社会中高密度年龄段人口的年龄变化的话，沿着20岁冲动叛逆、30岁拼命赚钱、40岁稳健守家的轨迹来观察的话，很多社会现象都可以纳入这一分析框架。

    因此，一个社会中多20多岁的人话，无知无畏，没有牵挂，就容易发生革命动荡。多30多岁人的话，刚结婚生子，要养家糊口，就会经济腾飞、股市、房市反涨。多40岁人的话，精力和能力大不如前，趋于保守，就会发展减缓，市场崩盘。

    有人说，投资就是讲价值，只要物有所值，何必去管它什么人口变化？没错。可是，价值又是有哪些因素决定的呢？无非是未来的现金流和折现率，而这两者都会受到人口变化的影响。实际上，如果你是一名出色的从下而上的基本面投资者的话，我相信会从另一个角度，得出一个与从人口分析角度，相类似的结论。

    实际上，人口分布的分析方法，是有相当的理论依据的。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发现，就是跨年龄层之间的行为特征差异，要大于跨文化的行为差异。换句话说，尽管我们习惯于说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习惯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但实际上，60岁的中国人与60岁的美国人之间的行为相同点，要比60岁的中国人与20岁的中国人之间的行为相同点更多。所以，人口年龄分布的分析方法，是有跨文化的适用性的。

    也有人说，那人口统计数据可靠吗？是的，统计数据都会有偏差，尤其在中国，缺乏规范的统计收集方式，偏差可能更大。但人口分布分析的好处在于，它所看重的是“变化”，是相对，而不是绝对数据。因此，只要不是有偏向性的误差的话，就不影响分析结果。而在人口统计中，除了会瞒报多出生的女孩以躲避计划生育，和多报高龄人口以多拿补贴外，一般没有偏向性误差的动力。而这两种偏差，并不影响我们对20~50岁这个年龄段人口的观察。

    当然，把人口分布当作唯一或绝对的投资分析判断，肯定是过于简单化的。因为有其他很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会影响到最佳投资时间点的选择。但始终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数据。而以此数据为依据的话，你会发现，台湾是目前一个相当不错的投资地区。

    说到台湾，大家都知道1980年代的经济腾飞和市场泡沫。关于其成因，已经有了无数的文章。而要问我的话，相信你也已经猜到了，我会有一个简单的回答：是因为1950年后出生的人口激增，而这些人在80年代进入了30岁。而今天，台湾的另一个人口出生高峰，1970年代出生的人群，也正进入了30岁的行列。当然，这一次的变化不会像80年代那么强烈，市场也不会那么疯狂。毕竟，1980年代的那批人，比他们的兄长，要多出30%以上，而这一次，只多出了10%左右。但不管怎样，在这样的人口变化格局下，很难没有一波经济和市场的牛市。

    除此之外，台湾市场目前的估值水平不算高，有未来大陆投资资金进入的利好等因素，也增加了它的投资吸引力。'

    至于前几年很多人关心的台海局势，我相信也会趋于实际。道理同样是人口：前几年台湾多20几岁的人，所以比较激进。现在，这些人只想着多赚钱了。

shanmin

人均GDP与人类活动及行为的变化关系统计
2011-02-19   来自: 互联网

1、汽车
按照一般市场规律，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800—3000美元时，汽车市场需求迅速上升，人均汽车拥有量也大幅度提高，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专家说，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汽车开始进入家庭。而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时候，私人购车将出现爆发性增长。目前，我国已整体迈入汽车进入家庭的门槛，而在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则基本达到爆发性增长阶段。

2、旅游
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观光游剧增；当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时，休闲游骤升；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度假游渐旺。国外资料显示,当人均GDP超过8300元时,家庭购买汽车的消费将进入发展阶段。国外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人均GDP达到2000美圆后，平均每个家庭可以外出度假一次，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圆时，每个家庭平均每年可以外出度假两次。当人均GDP到达6000美金以上，这个国家就将进入休闲时代。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欧洲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都经过这个过程。

3、经济
按照世界银行的衡量标准，一个地区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以上，为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水平。也有观点认为，人均GDP2000美元是一道槛，当人均GDP迈入2000~10000美元时，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则进入了加速发展阶段。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以后，往往是一个地区的经济变动较快的阶段，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也会加速发展，而居民消费类型则将发生大转变。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 GDP 达到 5000 美元后，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总量的增长，还更加带来了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样化。

4、文物
当人均ＧＤＰ达到3000至8000美元时：历史文化遗产最易遭破坏。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11月２８日在重庆举行的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２００５年年会上指出，当人均ＧＤＰ达到3000至8000美元时，历史文化遗产最容易遭受到破坏。

5、房地产
根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一国住宅产业在人均GDP在300美元时开始起步；至1300美元时，进入稳定的快速增长期，至1500美元时达到增速的峰值，一直到8000美元时才进入平稳期。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时，进入消费升级阶段，对大宗商品如：房屋、汽车和品牌产品的消费需求加速，并推动自身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自2001年人均GDP过1000美元，开始带动一系列的大宗商品的消费。2003年，我国人均GDP1270美元/人，住房消费开始进入快速增长期，2005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1500美元/人，住房消费增速超过20％。自2001年中国房地产消费市场的兴旺拉开了中国进入消费升级周期序幕。另一种说法，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达到300美元时，住宅产业开始起步；在600-800美元时，住宅业就会进入高速发展期；到1300美元时，进入稳定的快速增长期；到8000美元左右，就进入住宅业平稳发展期。人均GDP超过13000美元时，住宅业就会开始衰退。

6、别墅
欧美各国的经验说明当城市人均GDP跨越4000美元，就进入了别墅市场兴起的周期，而苏州的人均GDP已基本达到这个标准，所以业内人士纷纷预测2003年将是苏州的别墅年。当一个区域人均 GDP在800-4000美元之间时，房地产会高速增长，人均GDP在4000-8000美元之间时，房地产会平稳增长，人均GDP在8000-20000美元之间时，房地产会衰退。

7、人员比重
当一个省的年人均GDP从5000元到7500元、由7501元到10000元、再由10001元到12500元的增长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这些职业阶层人员都呈逐年增加趋势，农业劳动者则逐年减少。而当人均GDP超过了12500元后，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的比重，就会出现一个跳跃式的发展，农业劳动者则大幅度减少。

8、产业化
人均GDP1500美元对世界各国都是道坎，韩国开发研究院前院长具本湖说，韩国经济的发展历史证明，当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时，随着国家产业化速度的加快，经济发展的确遇到了一个瓶颈，这同时预示着经济变革即将到来。按照世界银行的衡量标准：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经济增长将由投资拉动进入到消费驱动阶段。

9、消费
一定的GDP发展水平，与一定的恩格尔系数，以及一定的服务性消费支出有相关性，当人均GDP达到1600美元，恩格尔系数一般为33%，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个人消费支出50%。而我国人均GDP在2005年就已达到1600美元的水平，但城镇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仅占全部消费性支出的28%，预示着居民服务性消费将成为消费增长的主要空间；2006年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城市居民家庭为35.8%，农村家庭为43%，预示着我国已经达到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临界点

10、艺术市场
当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时，艺术市场才能真正启动；而当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时，艺术市场才会出现繁荣。

11、城市化
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人均ＧＤＰ超过１０００美元时，城市化进程将进入成长期；当人均ＧＤＰ超过３０００美元时，

12、酒类
世界酒类消费有这样一个有趣的规律，当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下时，人们主要喝烈酒；当人均GDP在3000－4000美元的时候，啤酒消费曲线陡峭上扬，当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以上时，红酒和啤酒交相辉映。

13、投资
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经历告诉我们，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时，住房是投资的热点，当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左右时，教育会成为关注的重点，当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左右时，医疗卫生将是消费的增长点。

14、安全生产
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安全生产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当一个国家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时，处于事故的高发期；当人均GDP在1000至3000美元时，处于事故的易发期；当人均GDP在3000至5000美元时，处于事故的转型期；当人均GDP在5000美元以上时，处于事故的下降期。

15、信用
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信用交易规模和人均CDP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当人均GDP在3Q0～500美元时，信用的作用还不十分明显；人均GDP在500～1000美元之间时，信用被大肆践踏；当人均GDP达到了3000～5000美元时，是整个社会信用的重整阶段；而当人均GDP在5000美元以上时，社会信用进入良性循环阶段。用中国一句古话来说，叫做“仓禀实而知礼节”。

16、开店
根据国外经验，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至2000美元时，是连锁超市诞生的时期；人均GDP达到2000-4000美元是便利店、时尚专卖店、专业店大量产生的时代；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以上，则高级时尚品牌专卖店、奢侈品、艺术品专卖流行。

17、民主政治
当人均GDP到5000美圆的时候 大家可以谈谈民主了当人均GDP到1万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准备阶段的 当人均到1.5万的时候必须执行民主。

18、收藏
根据国际收藏市场的经验，当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时，收藏市场才能真正启动；而当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时，收藏市场才会出现繁荣。

19、工业化
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工业化步入中后期后，海外科技人才开始大量回流，“招才引智”规模大幅度增长，由此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或地区当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时，会出现部分海外人才回流，当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时，就会出现大规模海外人才回流。新加坡等国莫不如此。

20、科普
比较研究表明人均GDP为1000～3000美元水平时，科普教育通常停留在传统科普阶段；人均GDP在5000～10000美元水平时，科普教育发展常能提升到公众理解科学阶段；当人均GDP达到20000美元水平时，科普发展到科学传播阶段。

21、地下开发
有关研究数据表明，当一个城市的人均GDP达到500美元时，就有条件进行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当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时，地下空间开发的能力就可以达到一个高潮，当城市或地区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就具备了有序化、规模化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资源的经济基础。

22、社会保障
在人均GDP4000~10000美元阶段，社会保障水平上升很快，当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后，社会保障水平增长开始放慢速度，进入倒置曲线的第一个弯曲点，当人均GDP超过20000美元后（1995年），社会保障水平开始回落（以北欧为例）。

23、地铁
从世界各国地铁开发利用的发展历程来看,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500美元以上时,地铁开发利用成为需要;当人均GDP进入500美元到2000美元阶段时,地铁就会得到较为广泛的开发;而当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以上,城市地铁的开发利用就会向高水平发展。

24、教育
根据有关研究，在英、美、日、印度等 38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国家中，其政府教育投入与人均GDP之间的相关性影响表现为：当人均GDP达到300美元时，教育经费所占比重不应低于 3．299％；当人均GDP达到800美元— 1000美元时，教育经费所占比重的下限为4．06％-4．24％(骆勤，2004)。

25、保险
国际保险发展历史资料显示：人均GDP在2000至10000美元之间，保费增长率可以达到15％至20％。具体地说，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住房开始成为人们追求生活质量的第一目标；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小汽车开始成为人们的首选目标。

26、娱乐业
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GDP处于1500～3000美元时，文化娱乐消费将进入快速增长阶段。根据国际经验测算,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文化消费需求将占总消费支出的23%。

27、设计
发达国家的工业设计发展史表明，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设计在经济运行中的价值就开始被关注。当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以上时，设计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主导因素之一。

28、环境
在韩国,当人均GDP未达到1万美元时,环境问题也是很严重的,损失的环境都被用来取得GDP。但是人均达到1万美元之后,用来治理污染的经费非常大,

29、物流
当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产业的发展就更多依赖于整个服务体系的完善和优化。其中,提升物流效率是一个重要环节。

30、理财
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时候，这个社会将普遍出现理财需求，并开始转型为一个理财的社会。

31、健康和精神消费支出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金的时候，居民的补钙需求集中爆发，乳制品行业将进入快速增长期。这一经验在我国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有人统计,当人均GDP水平达5000美元以上时人们对健康和精神的消费支出,将有显著的提高,上海目前人均GDP已超7000美元,保健品的市场发展非常迅速

32、信用卡
根据成熟市场经验，当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信用卡将进入国际公认的信贷消费高速成长期。而到二○一○年，中国中等收入的人群将有望超过二亿人。

33、诉求
一般说来，当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金时候，这个社会就会进入一个碎片化时期，与此同时，差异性诉求将会代替从众化诉求。目前，中国正在走向一个碎片化时期。

34、两极分化
许多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个规律,当人均GDP水平在1200美元上下时,“即不太低也不很高”,往往是两极分化最严重、社会发展最不协调的时候。

35、城镇化
根据世界银行对全球133个国家的统计资料表明,当人均GDP从700美元提高到1000美元至1500美元、经济步入中等发展国家行列时,城镇化进程会加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40%至60%。

36、股市
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居民消费结构会出现质的飞跃,投资需求逐步显现;达到2000亿美元后,大量中产阶级出现,财富开始积累,这时金融资产的比重快速上升,股市将进入长期繁荣阶段。

37、生活质量
国外的研究表明，当人均GDP在3000美元以下时，生活质量指数与人均GDP的联系比较紧密；而在达到3000美元后，这种关系就非常脆弱了。这也就是我们曾经以为特老套的那句话：富裕并不等于幸福。

38、生育
研究表明，当人均GDP值到1000美元的时候，人们就会自觉自愿地少生孩子。目前中国人均GDP值是860美元，货币防老正在慢慢替代养儿防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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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也是财富 从人口数量和结构来分析行业投资机会
来源：互联网      时间：不详

　　不同时代、不同年龄结构所具有的消费需求特点，是企业和投资人决定自己资金投向与产品选择的可靠情报，是企业和投资人寻找目标市场的重要参考。

　　人口是市场的第一要素，其数量直接决定市场规模和潜在容量，其结构则深刻地影响着市场消费结构和企业生产结构。

"人口红利"经济贡献大

　　2007年底我国人口总数约为132374万人：
其中：
2000-2007年期间出生人数——0-7岁为0.63亿；
1990-2000年期间出生人数——7-17岁为1亿；
1982-1990年期间出生人数——17-25岁为1.28亿；
1972-1982年期间出生人数——25-35岁为0.88亿；
1963-1972年期间出生人数——35-44岁为2.5亿；
1953-1963年期间出生人数——44-54岁为1.24亿
1949-1953年期间出生人数——54-58岁为0.3亿；
1949年建国时人口为5.4亿。

到2015年，根据13.5亿的总体控制目标，中国的人口结构为：
15岁以下的人口为约为1.3亿，占总人口的9.63%；
15-25岁的人口为约为1亿，占总人口的7.41%；
25-33岁的人口为约为1.28亿，占总人口的9.48%；
33-43岁的人口为约为0.88亿，占总人口的6.52%；
43-52岁的人口为约为2.5亿，占总人口的18.53%；
52-62岁的人口为约为1.24亿，占总人口的9.18%；
63岁以上人口为：5.3亿，占总人口的39.25%

　　中国社会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以60岁为分界点，目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为72岁到2015年，63-72岁的人口已经占到总人口39.25%，到2035年，60岁以下的人口约为6.5亿左右，和中国本世纪中叶人口控制在14亿以内的目标比较，60岁以上人口占到53.57%，彻彻底底的已经是高度老龄化的社会。由此可见，我国当前是个劳动人口占主导、少儿比重小、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讲，我国正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尾部高峰期。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六、七十年代高生育期出生的一代现在都到了中壮年期，因此就迎来了适龄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老少抚养负担较轻的有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时期。但正是由于高生育期出生的这一代人的绝对数量较大，比欧洲德、法、英、爱尔兰四国的人口总和还要多。这是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其与人口红利一起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乃至全球企业的生态环境。我国连续1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大规模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的丰硕成果，均有人口红利不小的贡献成分。

　　人口红利期的抚养比（老少抚养人口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值）相对较小，生活质量很快提高，社会普遍存在消费与投资的经济基础，人们的消费欲望、投资欲望与理财欲望显著增强，市场开始变得非常活跃。在人们从市场中尝到消费、投资与理财的甜头之后，又会进一步刺激消费结构的升级与理财市场的活跃，甚至个人投资创业也变得很活跃，这必然引起企业的生产结构与社会整体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转变。

大消费催生大公司

　　中国不但是一个人口大国，更是一个消费大国。有大消费，才会有大市场，消费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从这一点上讲，人口也是财富。

　　人口的年龄结构决定人们的消费、储蓄和投资行为方式，影响商品与资产的价格，进而会影响乃至改变一个国家的经济格局。历史证明，不同的人口年龄结构期，总会留下某种企业与产业的烙印，如二战后美国出现的"婴儿潮"是美国历史上一个人口高峰，伴随着这次儿童人口高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崛起了强生公司，当这个"婴儿潮"的人口经历青少年时，快餐文化的盛行为麦当劳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步入中年以后人们的消费趋向引发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人们的投资理财需求推动了美国股市的大涨和金融保险行业的迅速发展。

　　中国的人口红利刺激了外资与技术的向我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的消费主流与消费取向，他们的消费需求变化对全球范围内的相关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人口结构主导消费结构

　　中国15岁以上60岁以下的劳动适龄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3/5以上，他们不但有自己的生产与生活消费，而且很大一部分人还有抚养老少的义务性消费。这部分人是家庭消费的最终支配者。从我国所经历的时代特征来看，这个群体又可划分为15-25岁、25-45岁、45-60岁三个年龄段，不同的年龄段因其社会经历、经济基础和家庭责任不同，消费需求也存在很大差异。

　　15-25岁这部分人数大概有1.28亿，是个富有潜力的特殊消费群体。这一代在优越的环境下成长，个性张扬、容易接受新事物，消费意识很强，往往偏向于购买进口品牌，有较高的超前消费倾向。但他们强烈的求新、求异思维又大大降低了他们对品牌的忠诚度。电脑网络、高档通讯工具及其外围设备等是这一代人的学习生活必须品，运动时尚与造型个性的汽车成了他们的普通消费，健身、旅游与出国留学也是一大热点，快餐文化与风格别致的投资类中小户型住房是他们生活消费的主导潮流。

　　25-45岁的这部分人有2.16亿，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相当一部分又都是在文革前后出生，大多有过艰苦的童年，比较勤俭节约，但通常受教育程度较高，就业机会比较好，抚养性消费占有较大比重，因此这也是具有市场开发潜力的一代。家庭型经济轿车、大中户型与社区化的文化教育地产是他们的普遍需求，由于有一定积蓄，所以投资理财也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丰厚的经济基础，他们希望自己的居住品质更上档次，一般会二次置业甚至"终级置业"。

　　45-60岁这部分人有1.24亿，这代人在"文革"期间被中断教育，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吃过苦，总体上不够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倾向于节俭，对支出和消费升级比较保守。

　　60岁以上这部分人有5.4亿，属于老年阶层。由于子女工作繁忙，自己又不想给儿女增添过多负担，从而派生了老年人的自我消费。这个阶段，老人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享受生活，更希望与人进行交流，因此他们多选择生活在老年社区、亲情社区等，同时决定了老年生活用品、老年娱乐与老年保健品是个不错的投资方向。

　　上世纪50年代高出生率期间，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婴儿潮”时期（1953年-1972年，尤其是最密集的1963-1972年间）诞生的人群正在步入老年，到2015年，63岁以上人口比重将达到39%以上，到2015年-2030年期间，“当一个年轻人的肩上扛起了更多的老人，储蓄率将要下降，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产生影响。”

　　1984年-1991年正是中国出生率发生转折的时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新出生人口在1987年达到2520万的顶峰后开始减少，1990年短暂回升到2621万，之后便一直以年均约45万人的速度下降。

　　中国社会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以60岁为分界点，目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为72岁，到2015年，63-72岁的人口已经占到总人口39.25%，到2035年，60岁以下的人口约为6.5亿左右，和中国本世纪中叶人口控制在14亿以内的目标比较，60岁以上人口占到53.57%，彻彻底底的已经是高度老龄化的社会。由此可见，我国当前是个劳动人口占主导、少儿比重小、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讲，我国正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尾部高峰期。

　　“日本上世纪8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与出生率下降后导致的房地产消费萎缩有关。”中金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也认为，2015年后中国房价面临价格下调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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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规律与大国兴衰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03-27   作者:李建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当年我们批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无计划人口爆炸时，“爆炸”的人口却创造出了改革开放30年前所未有的奇迹；而今当我们沾沾自喜1980年计划生育30年以来那些伟大“成就”时，却为未来30年埋下了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的巨大隐患。历史的悖论是，当人类处在历史之中时，常因陷入其中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当人类走出历史之外时，却又因为历史已成为历史而唏嘘不已！如今，我们既在历史之中又在历史之外，我们还可以“作为”！

    在学者费兰克看来，人类史是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且一直存在着“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体系的中心在东方在中国，而西方18-19世纪的兴起和东方的衰落，是世界体系中“中心”位置的替换。

    借用西人这些概念和理论，不妨从人口变迁的历史视角来观察世界这“中心”和“边缘”的替换规律。事实上，在世界人口变迁史上存在着人口转变和人口“兴衰”替换规律，而人口这些变化规律又与大国实力兴衰紧密相连，世界体系“中心”与“边缘”关系背后无不存在着人口变迁的影子。

    从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观察，人类人口真正革命性的变化当属工业革命以后发轫于西方国家的人口变迁，这种变迁完全改变了人类漫长历史中人口处在高出生率、高死亡率水平上的高位波动平衡状态，第一次迈向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水平上的低位波动平衡。人口这种变化称之为人口转变。在这个由一种稳定状态转向另一种稳定状态的过程中，人口发生了这样几个阶段的变化：首先，人口迅速增长、人口年轻化；其次，人口进入稳定增长、人口成年化；再次，人口惯性增长、人口老龄化；最后，人口规模与结构重新回到了低位波动平衡状态。第一阶段，是人口实力积累的过程；第二阶段是人口能量爆发的过程；第三阶段是人口实力趋于稳定或衰落的过程。

    1750年以后500年是世界人口急剧变化的500年，这种急剧变化在人类上百万年的历史上仅仅是短短一瞬间。1750年世界人口估计7 .5亿、1850年为12亿、1900年为16亿左右。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世界人口增速加快。1950年25亿，2000年上升到60亿，预计2050年达到90亿左右，2200年世界人口最终将在100亿左右稳定下来。与此同时，人口内部结构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世界人口转变之前，人口少年儿童比例为40%以上，65岁以及上老年人口4%以下；人口转变完成之后，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为20%以下，而65岁的比例超过20%。人类人口这500年的动态变化过程深刻地影响到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马克思曾惊叹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人类前所未有的成就。其实，在被伯尔丁称作“巨大变革期”的20世纪，人类创造的成就更为巨大，而21世纪人类创造将达到最辉煌最灿烂的顶峰。

    从世界体系的视角观察，世界不同地区的人口转变及兴起衰落是有序的。17-18世纪西方的崛起被西人归因于三大革命，其实应该加上第四大革命，即人口革命。从自1750年以后西方人口率先兴起，历时两个世纪直到20世纪中叶以后完成了人口转变。当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还在沉睡的时候，西方的人口伴随着现代化迅速增长、迅速壮大并扩张，释放出了前所未有的人口能量，从人口实力(规模与结构)的变化看，率先占据了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20世纪50年代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陆续开始进入革命性的转变，迎来了发展中国家人口发展变化主导的世纪。而今，西方世界人口已进入了老龄衰落期，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则蒸蒸日上，人口进入了青年、壮年期，开始从人口规模和结构方面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并逐步取代西方占据世界体系的中心位置。

    沿着这种人口转变、兴衰更替的观察视角，考察一下不同时期大国国力竞争与其人口兴衰的关联。18-19世纪是西方崛起的世纪，而由于整个19世纪英国人口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4‰左右，大大高于同期世界人口的平均增长水平，英国最终成为19世纪世界大国的领头羊。今日世界是一个英文主宰的世界，不可否认这种现实的背后是当年英语人口兴起扩张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傲视群雄，曾一度挑战美国，但很快日本就没有敢跟美国再说“不”的底气了。原因之一就是在其后短短20年里日本人口进入了加速的老化期，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由1980年的9.0%迅速上升到2000年17.2%；而同期美国老年人口比例则是由11.2%微升到12.3%。正是日本人口如此急速“衰老”使其丧失了强劲发展的动力。

    21世纪被认为是中印龙象崛起的世纪。21世纪中国与印度谁将走得更远？从人口变迁的比较分析看，中国人口走向趋势并不令人乐观。我国人口并未完全兴起彰显其实力就开始急剧衰老了。如201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8.4%，2030年将急剧上升为17.4%；而同期，印度仅由5.3%上升到8.8%。中国人口未来变化趋势如同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日本，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可能也因人口急剧衰老而衰落。

    1750年以降500年的大国兴衰，背后是人口转变、人口兴衰更替的500年。大国的兴起与持续，皆以人口的兴起、壮大为后盾；而大国的衰落与迟滞，则有人口过度衰老的影子。

    其实，我们并不能预测未来，大国兴衰的历史事实上是多种看似独立发展但却相关的因素耦合的结果，不存在任何单一的决定性因素。不过，由于人口是最基础性和持续性的因素，其变化对民族、对国家的兴衰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尤其是人口变量还处于活跃之时。但又由于人口变化常以百年为单位，变化周期较长且影响作用滞后，常常迷惑误导当代人，而人口转变、兴衰替换规律也被小觑！

    比如，当年我们批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无计划人口爆炸时，爆炸的人口却创造出了改革开放30年前所未有的奇迹；而今当我们沾沾自喜1980年计划生育30年以来那些伟大“成就”时，却为未来30年埋下了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的巨大隐患。

    历史的悖论是，当人类处在历史之中时，常因陷入其中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当人类走出历史之外时，却又因为历史已成为历史而唏嘘不已！如今，我们既在历史之中又在历史之外，我们还可以作为！